截取通訊修法應引專員制 持續監督檢討爭公眾信任
特區政府正就《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進行公開諮詢，為期四十五天至十一月九日，期望通過今次公開諮詢，廣泛聽取社會各界意見和建議，在有效偵查和打擊犯罪，以及切實保障居民法定的通訊權利之間取得平衡，從而得到社會大眾的普遍認受和充分支持。
現代社會越來越注重個人私隱保護，澳門《基本法》第三十二條亦明確：「澳門居民的通訊自由和通訊秘密受法律保護。除因公共安全和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有關機關依照法律規定對通訊進行檢查外，任何部門或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居民的通訊自由和通訊秘密。」
私隱查案如何平衡必具爭議
客觀而言，《刑事訴訟法典》所規範的現行電話監聽制度實施超過二十一年，已經遠遠無法適應現代通訊科技的發展趨勢，故作出相應的修訂和完善也不無道理。但如何在個人私隱和罪案偵查中取得平衡，在任何地區都屬敏感和具爭議性的議題。
不諱言，過去多年，因政府對於電話監聽制度運作並沒有公開清晰的執行機制和指引，也沒有公佈任何統計數字等讓公眾了解執行情況，這個神秘制度一直令公眾有所猜疑，不少政界或傳媒人也確曾懷疑自己通話曾遭監聽，當中或有過慮，但也有不少是合理懷疑，更重要沒有專責部門處理跟進，當事人根本無法釐清自己的疑問，質疑自然揮之不散。
港專員負責監督檢討優化公佈
為此，筆者認為當局若要修訂此法，就必須有機制讓社會對監聽制度建立信心，其中一個可行做法，就是參考香港經驗和結合本澳實況，在新法中包含要求當局制訂和公開執行截聽申請的「實務手則」，亦引入法定獨立第三方，主動監督執法部門，接受公眾投訴，並持續檢討機制運作和提出改善建議，定期公佈有關獲批或拒絕申請的統計數字，令公眾監察制度執行情況，從而逐步建立信心！
筆者對政策討論，很少就不同意見作出逐點回應，但當局近日對今次諮詢的社會意見回應速度和詳盡程度均冠絕近年諮詢，值得肯定！不過，礙於筆者就香港「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的制度理解與當局有明顯分別，實有必要清楚引述相關制度的內容，為社會日後就法案的「建設性」討論拋磚引玉。
當局指出：「根據香港《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除獲委任的小組法官可授權進行通訊截取或監察行動外，由執法部門首長指定的授權人員亦可作出行政授權，授權執法部門人員進行部份的監察行動。
上述條例亦容許執法部門的首長在特定情況下發出緊急授權，授權執法部門人員作出原需小組法官事先授權方能作出的截取或監察行動，其後再向小組法官申請確認該授權。
此外，香港的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是在處理具體的個案中接獲市民申請時，在不影響刑事法律程序進行的前提下，審查及斷定是否存在截取或秘密監察，以及有關行為的合法性。
總括而言，香港的制度是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進行的監督，屬事後審查及糾正，而且在香港，是因為存在行政授權等可能出現監督灰色地帶的情況下，有必要設立相關事務專員的事後監督的機構以補足缺失的監督。」
港16年截聽授權全由法官
筆者必須指出，香港《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下簡稱：《條例》）規定，截取通訊及第1類秘密監察（入侵私隱性較強，如安裝偷聽器等，可能涉及法律專業保密等）需要由指定的「小組法官」負責批准，而第2類秘密監察（入侵私隱性較小的）則可由保安部門指定總警司以上職級的人員才可批准；在迫切風險或關鍵證據情況下，部門首長及副首長才可臨時批准截取通訊及第1類秘密監察，但必須在四十八小時向小組法官確認有關批准。
但根據「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下簡稱：「專員」）年度報告，2016年按《條例》共發出了1,446項訂明授權（包括新授權及續期授權），當中1,416項屬截取的法官授權、23項屬第1類監察的法官授權，以及7項由執法機關內指定的授權人員批予、屬第2類監察的行政授權，共有21宗授權獲續期超過五次的個案。數據顯示，非法官發出的行政授權僅有7項、且均屬第2類監察，即當年授權99.5%均由法官批出，更沒有錄得任何由執法部門自行緊急授權的截取通訊或第1類監察個案；當局形容香港「專員」僅是「事後監督補足缺失監督」的說法實有以偏蓋全之嫌。
港制度監督執法機構非法官
當局亦指出：「本澳的電話監聽制度由《刑事訴訟法典》規範，整個過程一直都受到獨立的司法權的監管，即預審法官在審查核實符合《刑事訴訟法典》所規定的前提要件後，方能命令或許可進行電話監聽；而在整個執行程序中，法官均需進行監控，執行機關必須就截聽或錄音繕立筆錄，並須連同錄音帶或相類材料，立即傳達予命令或許可行動的法官，讓其知悉有關內容，由法官決定有關資料是否具有作為證據的重要性，考慮是否有超出法律規定的範圍，以及決定是否需要繼續進行監聽。」
當局認為，「無論是現行的電話監聽制度，還是建議將來採用的通訊截取制度，本澳都將會維持上述嚴格的司法機關監管的制度。如果本澳採取了香港的模式，那就是要求由一名法官去監督另一名法官所負責的司法工作，這在本澳現行的司法制度中除了司法上訴以外是絕不容許的，因為明顯有違現行制度的司法獨立原則，必將動搖及損害本澳現行的司法制度。」
筆者並沒有質疑本澳目前由法官批准截聽的嚴謹性，但若簡單得出香港制度是一名法官監督另一名法官所負責的司法工作的結論，實有曲解香港機制之嫌。首先，香港司法獨立的權威性絕不比澳門差，且香港現任專員是由已退休的「小組法官」石輝擔任，並非現任法官，故「由一名法官去監督另一名法官所負責的司法工作」根本不成立！
港專員兩年十建議全被接納
此外，香港《條例》（39條）亦明確「專員」的職能是監督部門及其人員遵守有關規定的情況，並就條例執行及保安當局的實務守則進行檢討和審查，亦要接受公眾人士的投訴等，《條例》設立獨立專員機制絕不容許專員干預小組法官的決定，相反，「專員」職責是要從機制上完善執法當局向法官提交資料的完整性，確保法官能夠更好作出判斷，確保制度的不斷完善。
根據資料，「專員」過去兩年向執法機關首長分別提出共十項建議，均全部獲採納執行，包括：「向小組法官報告疑有涉及法律專業保密權的通話；在申請時提供建議截取的設施所屬用戶的資料；在終止報告中確切述明終止行動的理由；就撤銷截取成果取用權的時間開立電腦記錄；以訂明表格提交就逮捕目標人物向有關當局提供的報告；在申請續期時提出有力理據支持長時間的截取行動；採取更妥善保障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資料的匯報安排；妥為記錄截取的監察工作；在申請文件提供有關疑犯的摘要；在申請內述明情報來源。」
上述建議證明，「專員」不單完全沒有干預「小組法官」批准個案的判斷，相反是通過系統性監管和持續建議完善機制，為「小組法官」往後就審批截取通訊時的自由心證提供更全面充份的資料，確保機制能夠在個人私隱和公眾利益當中取得最合適的平衡。
公開守則專員監督爭信任
就為何本澳不開誠布公公佈每年的申請監聽數字讓公眾知悉和信任，當局表示執法部門沒有權力披露卷宗內容，應交由檢察官和法官決定是否公佈數據。筆者認為，這正好反映現時機制只是由法官決定是否批准監聽，並無任何獨立第三方機制主動和持續檢視機制的運作和完善，目前連定期公佈數字爭取公眾信任都做不了，談何不斷自我完善和檢討機制，贏取公眾信任？
筆者認為，同樣是監聽法律，香港保安局一方面制訂了超過五十頁的公開《實務守則》讓公眾了解當局執法和申請法官批准的詳細程序和前提條件，《條例》亦明確設立獨立「專員」就《條例》和《實務守則》進行持續檢討，亦必須按法例公佈過百頁的「周年報告」，向公眾詳細介紹《條例》的執行情況及統計數據，以及對《實務守則》的檢討建議等。公開透明和持續自我檢討完善的機制，不單沒有影響司法保密或案件偵查，也避免不必要的臆測和憂慮！
公眾諮詢和政策討論的真正目的，不是要拗贏不同意見，而是通過不同意見的溝通交流，求同存異求共識，搵出路！筆者絕對認同當局開展今次諮詢時所言，「期望聆聽社會各界意見，令法案得到社會大眾的普遍認受和充分支持」，但建議參考香港機制為何竟變成不夠建設性？港澳兩地法制不同或只是表面原因，更重要是在高位者有否兼聽則明的胸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