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失業較失業率嚴重 六大博企本地職位消失三千僅聘六百九？｜2022-03-11 訊報 宇論滔滔

    受到新冠疫情反覆、澳珠通關政策收緊的影響，本澳2021年的旅客量僅錄得近 771萬人次，僅及新冠疫情前不足兩成，再加上近期貴賓廳連串事件影響，導致博彩毛收入大幅下跌，2021年全年博彩毛收入 868.63億元，僅及2019年約三成。

失業率十多年新高內地居住澳人不計算

    根據季度統計，2021年第四季澳門本地居民失業率為4.1%，較前一季增加0.2%，就業不足率達5.1%，較前季增0.2%，兩者都是近十多年的新高。失業人口為1.19萬人，較前季再多七百人，他們失業前約2200人從事博彩業、2100人從事建築業、1400人從事零售業、1000人從事飲食業，意味這批為數六至七千人的失業，確實與疫情導致博彩旅遊業及相關項目投資萎縮有關。

    但數據未必能反映事實的全部，因為本澳就業調查屬入戶式調查，僅涵蓋澳門半島、氹仔及路環的所有住宅單位，統計對象為居住在單位內人士，因此不包括在澳門工作但居於境外的澳門居民或外地僱員。根據統計局評估出入境資料，估計目前在澳工作而居於境外的澳門居民及外地僱員平均約有8.66萬人，這也意味著住在內地的本澳居民若失業，是不會被計算在本地居民的失業率當中，故客觀而言，本地居民實際失業率肯定較數字上更嚴重，坊間認為實際失業較失業率更嚴重的研判亦沒錯。

勞工局逐一配對求職費時失事成效甚低

    為此，早前筆者就專門約見勞工局，就有關職業配對、培訓及外僱額等問題開會，經過深入溝通，發現目前勞工局確實花了不少人力物力協助企業和僱員進行配對，但成效甚微。現時，約有8800多名求職者在勞工局登記求職，登記四個月內有效。

    但值得留意，勞工局目前的轉介工作仍以配對為主，分為「一般配對」和「專場配對」，一般配對需要由勞工局分別在求職者和職位空缺中進行條件配對；而專場配對需要由局方每次挑選合適條件的求職者，只有被通知的求職者才有機會參與配對。

    故儘管勞工局由2020年9月起持續每月至少舉辦3場行業專場配對會，涉及行業包括飲食業、酒店業、零售業、保安及物業管理業。且每場配對更會逐一聯絡約1000名求職者參與，但每次配對答應出席的求職者比例也不高，成功配對率更慘不忍睹！更重要是，以現時已登記的8000多名求職者來看，此非全開放、逐一配對方式不單加重勞工局職員的工作量，浪費大量人力及時間，對求職者來說更是無了期苦等見工機會，實際成效差強人意。

開放所有職位供應聘方能提升配對效率

    再者，早前勞工局分別為博彩中介人從業員及建築工人舉辦專場職業配對會，雖然對於具專業技能的職業只安排特定對象參與更有針對性，但博彩中介人從業員專場配對會的職位類型廣泛（據勞工局新聞稿稱，第二輪及第三輪配對會分別提供705及513個職位空缺，包括餐飲部、酒店營運部、前台部、管家部及保安部等），若只安排特定人士參與，對其他早已在勞工局登記的求職者不公平！

    因此，筆者認為勞工局應做好平台角色，舉辦面對公眾的招聘會，同時公佈招聘職位和數量，讓已在勞工局登記的求職者自由選擇參與，一來減省由勞工局主導的配對程序，二來公佈配對會資訊讓積極找工作的求職者有更多見工機會。因應疫情需要可考慮以預先登記形式限制每場的人數。

    據勞工局的資料，現時空缺較多的職位是零售及餐飲服務，而多數的求職意向是文員、建築等等。筆者亦建議勞工局將整體職位空缺類型的數量及求職者意向類型公開，讓求職者更了解現時的就業市場，方便定立清晰的找工作方向。呼籲轉職甄選配對卻自制障礙！

    執筆之時，勞工局宣佈在本月21至23日與 6間休閒企業，推出 6場配對會，提供 690個職位空缺，涉及基層、中層及專業技術崗位，包括酒店前台主管、餐飲服務主管、網絡安全分析員、策略分析員及專職管家等，月薪最高可有 3.2萬元。今次勞工局特定容許所有凡登記仍然生效的求職者可登入"休閒企業配對會"自助選配平台參與配對，最多可挑選 3個不同的職位，通過甄選可獲安排面試，具體場地由企業以電話或短訊通知。此做法確較過去進步，但如能取消"通過甄選可獲安排面試"的程序，不單能減省勞工局的工作量，成效定必更高！因為對於很多想轉職的人士，"通過甄選可獲安排面試"或許就令他連見工的機會也沒有。

    既然提到六大博企招聘會，筆者必須特別指出，疫情初期，特區政府公開呼籲博企不要裁員，確保博彩從業員就業，與員工共渡時艱。而疫情期間，政府亦提出「穩經濟、保就業」、「本地人優先就業」等口號。根據本人翻查本澳聘用外僱員企業名單提供的本地僱員及外地僱員數目，截止2020年3月底疫情初六大博企（及名稱相關）公司的聘用104005名僱員，當中本地僱員及外僱分別為76954人及27051人，外僱比例為26%。至2021年9月底（最新統計），六大博企（及名稱相關）公司的聘用92706名僱員，當中本地僱員及外僱分別為73888人及18740，外僱比例為20%。

不削六大博企外僱 本地人職位不斷流失

    客觀而言，六大博企的外僱比例確實有下降，外僱亦大減8311人，但同期本地人的職位同樣大跌3066人，且六大博企仍僱用多達18740外僱，但勞工局與六大博企本月下旬合辦的招聘會，僅有690個職位空缺，不到本地僱員流失職位的四分之一，誠意實在欠奉！事實證明，如果政府不主動削減六大博企的外僱額，本地人優先就業，似乎永遠都是一句口號！

□ 立法議員、傳新澳門協會理事長 林宇滔

非居民頻繁出入境法律早已明文禁止 嚴格執行已可打擊水貨擾民｜2022-03-04 訊報 宇論滔滔

    日前，中山坦洲鎮再次出現新冠病毒核酸陽性個案，據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公佈，患者在發病前曾多次持探親證往返澳珠兩地，在澳行蹤包括關閘廣場一帶的水貨店和藥房。事件發生後，當局要求過去14日曾在坦洲居住的教職員及學生3月1日起暫停回校面授，又要求關閘廣場附近特定區域居住或工作的人士進行一次強制性核酸檢測，所幸7千多名受檢人群均為陰性。

坦洲確診持探親證一日出入珠澳五次？

    根據內地珠海市香洲區新冠疫情防控指揮部當日發佈通告顯示，該名患者曾在2月26日有五次出入珠澳並到拱北口岸市場同一商舖的紀錄。澳門保安司司長黃少澤受訪時表示，該名人士已承認從事與身份不相符的活動，多次走水貨，治安警初步決定禁止這名女子入境本澳 1年，並對同類人士採相應做法。治安警亦表示，近期已對30多名入境後的行為明顯偏離給予許可目的之非居民依法開展禁入境程序。

    事實上，水貨客問題一直困擾本澳，尤其自新冠疫情於2020年初在香港爆發，令香港與內地之間實施嚴格的通關管制，導致香港的走私水貨集團將重心轉移至與內地保持通關的本澳，透過開設「貿易行」、「運輸行」的模式「經營」水貨業務。

    當局曾於去年表示，2021年頭9個月共截獲水貨客個案逾4,900宗。雖然海關因應水貨問題先後多次搗破北區的水貨店，每次執法行動都扣查逾百萬元的貨品，但是「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水貨店近期亦透過「螞蟻搬家」的形式來逃避海關執法，令水貨亂象屢禁不止。

    現時當局打擊水貨客活動的法律工具包括《對外貿易法》、《澳門特別行政區出入境管控、逗留及居留許可的法律制度》、《聘用外地僱員法》、《禁止非法工作規章》等等。但是《對外貿易法》僅對水貨店負責人和水貨客處以最高10萬元的罰款，阻嚇力明顯不足。而按《出入境管控法律制度》禁止非居民水貨客入境、《聘用外地僱員法》、《禁止非法工作規章》對於外僱因「走水貨」過界工作會被取消「藍卡」尚待驗證。

    值得留意，去年十一月中生效的第16/2021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出入境管控、逗留及居留許可的法律制度》第廿四條已明確規定「非居民無合理理由以多次短暫入境及出境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方式，試圖規避逗留及居留的規定」可拒絕其入境，第廿六條及賦權主管機關可對違反者發出預防性或連續性的禁入境限制。

新舊法均有禁非居民頻繁出入境

    但就算法例未修訂前，即第4/2003號法律《入境、逗留及居留許可制度的一般原則》的第四條第二款第一項，也明確規定對於「試圖規避逗留及居留的規定而經常短暫進出澳門特別行政區且未能適當說明理由」可拒絕其入境。

    這意味著，針對非澳門居民因水貨活動而多次往返內地澳門，針對外僱等有可能因從事與簽證不符的原因被取消「藍卡」，而其他簽證，包括探親簽證，若往來過於頻繁當局也有權禁止其出入境，但為何非居民水貨行為仍然禁而不止？

    據了解，無論內地還是澳門出入境時，檢查證件人員可清楚看到持證人當天出入境次數，就如今次確診的持探親證坦洲女士，在疫情期間單日出入境達五次，當局早就應明確拒絕其入境，而非在其確診後才禁其入境。

    客觀而言，水貨成因是源於澳門與內地存在稅制差距，造成兩地貨品價差，加上澳門屬自由港，若個別人士以「個人使用」的名義將貨品帶過關，最後其是自用還是轉售，實在難以準確判斷或進行執法，再者這類型的水貨行為對社會影響不大，並非當局要處理的焦點。

決心執法水貨問題已可大減

    但若有關水貨行為演變成規模和行業化，以螞蟻搬家取代正式出入口程序，且相關人士攜帶的貨品數量過多、往返次數過繁，尤其在疫情期間頻繁出入境增加傳染風險，以及水貨量極大影響社區環境，這才是當局要打擊的。

    針對水貨行為，客觀而言難以完全打擊或將水貨問題清零，但很明顯只要當局明確對非居民的每日出入境次數作出合理明確的限制，已能將水貨問題對社區的影響減至最低，又能更好地配合兩地防疫的原則。綜上所述，這方面特區政府已有足夠的法律工具，是否能湊效，現只看執法部門的決心。

□ 立法議員、傳新澳門協會理事長 林宇滔

控新車增長改善交通乃偽命題 提供選擇減繁忙時間私車使用方治本｜2022-02-25 訊報 宇論滔滔

    據統計局資料顯示，去年底全澳註冊機動車輛總數共24.7萬輛，按年上升1.4%，輕型汽車（113,344輛）及重型電單車（105,947輛）分別增加1.8%及3.0%。全年新登記機動車微升0.9%至12,489輛，當中輕型汽車（5,454輛）增加8.5%，重型電單車（6,686輛）則下跌3.1%。

    翻查交通事務局於2011年發表的《澳門陸路整體交通運輸政策2010-2020》中，強調基本原則以「公交優先」為整體核心，2015年輕軌通車後全方位落實公交優先，以輕軌為主幹，巴士及的士配套。但事實上，輕軌工程自開工以來嚴重延誤，輕軌氹仔線通車後日均載客量僅逾千人次，根本無法起到公交分流作用。而最近更因電纜問題屢次出現故障，需要停運半年。

是環保政策還是鼓勵購車？

    事實上，雖然上屆政府曾經提出要控制機動車輛增長的數量，但是機動車輛數目卻不斷增加。一方面是政府未提供其他出行選擇，但法律的滯後，也令本澳在控車難上加難，如澳門法律多年前已豁免非石化燃料車輛的入口稅，但當局在電動車稅務減免上沒有作出規限，居民購買多部電動車都能享有免稅，而且不設免稅額上限，究竟政府政策是鼓勵居民環保，還是鼓勵居民買車呢？

    此外，行車稅方面，由於電單車和私家車都是以CC數（引擎的氣缸容積）計算，因電動電單車和電動私家車沒有CC數，所以電動電單車和電動私家車是免行車稅，但重型車行車稅按噸位計算，故電動重型車則不獲豁免行車稅，上述情況說明，所為電動車免行車稅根本不屬環保政策，而是政府一直不修改滯後的法律漏洞，也扭曲環保政策原意。

交通規劃變成形式主義

    交通事務局早前透露，將爭取上半年展開《澳門陸路整體交通運輸規劃（2021-2030）》的公開諮詢，筆者必須指出，今年已是2022年，《澳門陸路整體交通運輸規劃（2021-2030）》應在2021年之前完成制訂，而非現在才進行公開諮詢，當局做法只是「為做而做」，完全不是按規劃做事。

    筆者認為，澳門交通以「公交優先」方向是對，因為以澳門32.9平方公里土地、近70萬人口，若不用「公交優先」，似乎找不到出路，惟政府的高效集體運輸配套是以輕軌為主軸，巴士為輔助，政府根本沒有能力落實執行，使「公交優先」變成了空話，更成為了亂作為的藉口，今時今日澳門的交通問題已迷失了方向。

    事實上，相較於10年前，巴士運載能力確有提升，但仍追不上社會發展需要，政府也沒有從策略上作出調整，舊大橋的公共專道運作確實成功，也吸引不少居於氹仔到南灣區上班的中產選擇放棄私人車輛使用公交上班，但媽閣至林茂塘的巴士專道成效值得質疑，希望當局用科學的數據說服公眾，檢討並提出更好的方案。

    而作為公交主軸的澳門輕軌，自拍板興建以來，超支、超時、走線脫離實際需求、載客量低及營運成本極高的問題，早已備受社會質疑，單是東線的預算造價就高達209.8億，未來能否繼續成為「公交主軸」成謎。在公共財政低迷下，政府在決定招標前，應先向公眾清晰交待整體輕軌的財務預算，以及東線的預算、客流分析及未來的財務計劃，確保其營運符合公帑合理使用的原則。

校巴可解繁忙時間塞車問題

    筆者必須指出，澳門行車道路總長度僅462.5公里，本澳近廿五萬機動車輛如果都開上街，其長度就超過五百公里，連放也放不下，故單靠減少新增車輛改善澳門交通根本是偽命題。如何減少繁忙時段的私人車輛使用，才是改善交通的核心關鍵。

    近年繁忙時間交通擠塞越趨嚴重，正是因為本澳出生率上升，近10年每年有1,000至2,000名幼兒入學，若無安全的上學選擇，私家車接送是家長僅有的選擇，這也是近繁忙時段學校路段特別塞車的原因，但政府10年來都不去想對策，其實上述問題用校巴便可以解決。

    必須指出，澳門本身並非沒有校巴服務，只因交通局和教青局互相推卸責任，令校巴服務「半生不活」，過去一輛中巴可以乘坐30至40人，新車則規定一輛中巴只可乘坐20多人，載客量大減，所以校巴服務提供者不願意換新車，現時大部分校巴均是沿用舊車接載學童，令家長倍感擔憂。若政府認為要「公交優先」，可以針對中學生推出點對點的巴士路線作為校巴，對於年紀較小的學生，則可以透過保姆式的校巴服務接載小童。

    筆者認為，校巴亦是公交之一，在歐美，校巴等同救護車，政府提出「公交優先」，但交通局卻不容許校巴使用舊澳氹大橋，令現時校巴都需要「兜遠路」，由氹仔到澳門半島需要1至2小時車程才到達學校，校巴效率不高，居民自然更傾向採用私家車。

智慧交通應開放數據非口號形式

    另外，特區政府近年一直提倡智慧交通。但事實上，本澳從交通以至智慧交通都沒有整體規劃，而政府涉及交通的手機程式更多達4個，行人和駕駛者使用上都非常混亂，程式間數據共通性似乎非常差，做法根本不智慧也不方便。

    筆者認為，政府的智慧交通只是一個口號，核心是要落實整體交通規劃和執行配套。日前交通局向交諮會介紹的資料，就智慧交通提出多項工作，包括「澳門出行」手機程式、巴士聚集預警系統、智能交通燈等等。

    但必須指出，從有關方面反映政府對智慧交通的思維完全不智慧。首先，「澳門出行」手機程式在去年底突然推出，本來交通局已有巴士報站手機程式、局方的手機程式，針對殘障人士另有視障巴士報站手機程式，單涉及政府的智慧交通就有幾個手機程式，究竟對公眾有幾智慧同方便？

    參考鄰近的香港，有關駕駛者出行及行人出行只各有一個程式。澳門應整合和共通所有數據，更應將交通數據全面開放，讓不同的應用開放商使用，讓居民使用任何導航軟件、交通局的程式等都能利用有關數據，真正將大數據實現更多的社會效益，也讓公眾能更方便、快捷感受智慧交通。

    此外，近年當局提倡要設立智慧交通燈組，但是近期卻是由交通警員於繁忙時間人手操控交通燈。無論是人手抑或智慧調整交通燈號都只是被動，若果能夠提早將每條道路的實時擠塞狀況數據開放，市民主動避開繁忙路段，對道路使用者、巴士乘客、整體道路交通分流都有好處。

交通政策只講部分數據全憑官員意志

    現時政府在公交政策最大的問題是不講或只講部分數據和邏輯，憑官員意志而非科學決策，如果可以提供更便捷的交通工具，市民就會用公交，否則無論是搭巴士或駕駛私家車都要面對塞車，居民當然會選擇使用私家車。

    政府應創設更多如松山行人隧道的跨區步行捷徑，以及針對澳門早上由北往南、晚上由南往北的人流，在繁忙時間提供更多點對點、走外圍的巴士，減少繁忙道路的壓力和留空繁忙路段的巴士乘載力；此外，本澳有大量外僱每日往返珠海和澳門兩地，政府應有傾斜政策，吸引外僱使用橫琴口岸過關，減輕關閘交通壓力。以上雖然不能完全解決澳門交通問題，但肯定有很多方法減輕交通壓力，遺憾的是政府一直不肯去做。

    再者交通局處理問題是走兩極端，不是不作為，就是亂作為，舉例而言，在處理停車場問題上，應是根據相關停車場不同時段使用率進行處理，住宅區公共停車場和商業區公共停車場更應分開處理，確保停車場泊位可流轉，而當局卻用最懶的辦法，一刀切取消所有公共停車場月票位。事實上，只要有公開透明機制，公共停車場可以推日、夜制月票，甚至全日月票位，令停車場泊位使用率提高。

    筆者期望當局在交通問題上，真正謙卑聆聽更多民意，認真思考共贏的方案，再推行一些真正能夠改善澳門交通的政策。

□ 立法議員、傳新澳門協會理事長 林宇滔

購「趙家大屋」成事也不公佈？ 應交待程序審批定價機制！｜2022-02-18 訊報 宇論滔滔

 　　立法會公共財政事務跟進委員會於今年一月底跟進特區政府2021財政年度第二、三季PIDDA預算執行情況時，政府透露去年底以800萬澳門元購買了營地大街附近趙家巷24號俗稱「趙家大屋」的建築物。當局指，決定經「文遺會」同意，由財政局執行，並解釋涉及不動產買賣若公眾提早知悉，未必有利於洽商，甚或令價格變高。

立法會若不跟進何時才交待？

　　當局解釋雖有一定理由，但當局去年底在完成收購後竟仍公開購買「趙家大屋」的訊息，也未有主動向社會詳細公佈購買的理據、決定購買的程序及審批機制、價格評估機制等，要到立法會跟進委員會跟進預算執行情況，以及事後傳媒主動向當局查詢後，當局才被動式回應部分資訊，做法顯然難以令人接受，亦違背特區政府經常強調的公開透明原則。

　　據文化局回覆《論盡媒體》有關「趙家大屋」的歷史價值資料顯示，澳門趙氏家族乃宋代趙氏皇室宋太宗的後裔，族人遷居澳門後，歷代子孫刻苦讀書，致力發展儒學教育與考取科舉，為澳門昔日華人望族，尤以乾隆、嘉慶年間的趙元輅、趙允菁父子先後考中舉人為本澳歷史上廣為傳頌的佳話。此外，趙氏父子高中舉人後，約於19世紀初葉以昔日望廈村趙氏家廟偏殿充當私塾培養人才，成為澳門最早以及甚具名望的私塾之一，其門下多位弟子後來更成為名仕。趙允菁更在廣東各處從事教育工作，為當地文化教育作出很大貢獻。

　　而據《論盡媒體》引述澳門歷史工作者蔡佩玲所著的《口述歷史——宋皇朝趙氏家族與澳門》一書指出，趙家昔日是澳門的一大望族，趙允菁除了是舉人，也是「澳門紳士」，曾向香山縣丞稟控有人租洋樓開設鴉片，並分別為防火患事及清查私佔官地舖屋事稟呈香山縣丞。此外，趙仲開（1838-1895）是趙家巷趙家大屋的首任主人。

購歷史或文化建築應有清晰標準機制

　　第11/2013號法律《文化遺產保護法》（下簡稱《文遺法》）第四十一條賦予文化局權力，在「被評定、待評定或位處緩衝區的不動產」作出交易時，可行使「優先權」進行收購。而在行使「優先權」時，需要由社會文化司司長經諮詢文化遺產委員會的意見後決定。本人必須指出，法律賦於當局優先權的原意，是讓政府有更好的「工具」對本澳的有歷史價值的不動產主動作出更全面的保護，故行使優先權與否、以及是否主動購買有歷史價值的不動產，都是本澳歷史價值建築保護的重要部分，故應有明晰的審批程序，客觀專業的評審，以及諮詢法定組織的機制，以便在不動產的歷史價值、其在本澳整體文遺保護的作用，以及不動產本身的市場價值及公帑善用中作出平衡和最有利社會整體利益的決定。

　　值得留意，《文遺法》生效前，特區政府曾在2011年以3,600萬元收購草堆街80號原「中西藥局」建築物，當時當局為此曾舉行公開論證會，論證該建築物是否「中西藥局」，公眾亦知悉整個購買過程，盡管至今仍有意見質疑草堆街80號建築物並非1895年「中西藥局」的原址，以及價格是否合理等，但是上述的事例反映出，特區政府在收購具歷史價值建築的程序透明度上，明顯較過去更為退步。

　　另外，「文化遺產委員會」（下簡稱「文遺會」）過往的透明度亦值得社會關注，在今次收購事件中，文化局曾提及收購的決定是經過文遺會同意才進行，但翻查過往文遺會開會的多份新聞稿，均僅以「為有關被評定的不動產行使優先權事宜諮詢委員意見」一句草草交代。且在購買趙家大屋後，當局也沒有向公眾公開當時「文遺會」討論時的內容摘要。

「文遺會」透明度倒退賠上政府公信力

　　雖然規範文遺會的第4/2014號行政法規的確未有規範文遺會的會議需要公開，但據傳媒報導，「文遺會」自2014年按《文遺法》規定成立至今，由初期將部分不涉及保密資訊的會議開放予傳媒旁聽，直到近年不再開放會議予傳媒旁聽，甚至不再通知傳媒採訪文遺會會議，僅事後發佈新聞稿了事，反映當局自行將「文遺會」透明度不斷降低。

　　筆者必須指出，政府成立諮詢組織的目的是加強與不同持份者和社會的雙向溝通，此外，通過諮詢組織會議的開放，以及邀請傳媒採訪等安排，亦有助全社會對政策資訊、政策及決策有更全面了解，以及及時提供意見反饋，有助推動真正的「善治」，若政府以後僅以事後新聞稿的方式發放「文遺會」訊息，實際上是自行矮化其作為社會溝通橋樑的作用，由於資訊不對稱，也令政府政策及決策更容易受公眾質疑，有違成立「文遺會」的法律原意。

　　順帶一提，《文遺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文化局應與工務運輸局及市政署合作制訂「澳門歷史城區」受保護及管理計劃規範，文化局於2014年就《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下簡稱《計劃》）的框架進行公開諮詢，並於2018年就《計劃》內容諮詢公眾，而在2020年8月，當局就曾表示，已完成制訂《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的行政法規草案，並將法規草案提交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遺中心，在獲審閱後再按程序頒佈實施，但法律生效至今八年，《計劃》的行政法規仍未推出，此舉不單不利「澳門歷史城區」和整體文物保護，更明顯違反《文遺法》的立法原意。

□ 立法議員、傳新澳門協會理事長 林宇滔

「共存」成敗在於疫苗接種 增長幼比率是關鍵｜2022-02-11

    香港疫情近期急劇惡化，前日更錄得逾1,153個本地個案，創當地五波新冠疫情單日確診新高，有專家估計，按感染到確診需時平均七天計算，由於新的限制措施昨日才出台，就算措施有效，未來七日確診數仍會高企，甚或升至每日2000至5000宗，甚至有研究估計今波疫情將感染廿五萬港人，更重要是，香港已出現檢測量超負荷、隔離設施不足、急症室迫爆、病徵輕微的確診者需要在家隔離等醫療系統超負荷的現象，值得留意，香港第四波疫情要5個月才紓緩，由於第五波Omicron病毒由空氣傳播，傳播力更強，疫情持續時間預計將更長。

「共存、清零」僅為抗疫不同階段

    針對香港疫情處理失控邊緣，當地一直有不少關於與病毒「共存」和「清零」的討論，但有關議論都只是口號式，大部分都未有分析實質數據。筆者或者在此先指出，「共存」和「清零」並非完全對立概念，相反只是對抗新冠疫情不同階段的策略，簡單要求「共存」和「清零」，疫情都不會自然就結束。

    內地與澳門疫情期間，絕大部分時間都保持通關，先決的條件就是兩地實行聯防聯控的「清零」防疫策略，澳門目前每日常規核酸檢測能力已逾三萬個，在全民檢測期間的檢測能力更可提升至每日三十萬個。但翻查資料，人口是澳門十倍以上的香港，目前每日常規核檢量僅十萬個，就算近日因應疫情已在馬鞍山體育館加設火眼實驗室，常規核檢能力亦只增加至每日三十萬個（當然緊急時間可以作混檢），故檢測能力有限，一直是香港控制疫情爆發的短板，這也是香港政府一直提出要「動態清零」，但卻一直不作全民核檢，而要採取污水檢測、圍封屋苑，又或向市民派發快速自測套裝等迂迴抗疫策略的重要原因。香港在今日的檢測能力下，所謂的「動態清零」其實也僅是口號一個。

    另外，有不少輿論以為 Omicron 沒有多大殺傷力，不用擔心。但根據不同地區的情況，筆者必須指出，世上走與Omicron「共存」策略的國家地區，其對疫情影響有天淵之別，疫苗接種率低的地方，Omicron的殺傷力雖然較之前的新冠病毒較弱，但由於其傳染力強，感染人數更高，故其重症病例同樣能夠癱瘓醫療系統。以美國為例，單是一月因新冠死亡的人數由最初每日千三宗，增至月尾的二千五百宗，美國單是一月死於新冠的人數就逾六萬人，死亡級別絕對不是「流感」。

疫苗接種率是「共存」成敗關鍵

    根據現時各地情況，只有疫苗接種率較高的地區，「共存」策略才能「成功」，新加坡一月死於新冠的人數每日平均僅為0.87人，而且沒有增加趨勢。但前提是新加坡完成兩劑疫苗接種的比例高達84%（完成第三針55%）；美國兩劑接種率僅64%（完成第三針27%）。歐洲各國目前亦採取與疫共存的策略且較為成功，兩劑接種率英國為72%（完成第三針56%）、法國為76%（完成第三針48%）、德國為74%（完成第三針53%），兩針接種率較美國高約一成，第三針接種率更高一倍。

    事實說明，疫苗接種率的高低是「共存」策略能否成功的關鍵。香港目前3至11歲的接種率約為5.08%，12至19歲約86.61%，20至29歲約85.16%，30至39歲約86.69%，40至49歲約93.22%，50至59歲約88.28%，60至69歲約77.16%，70至79歲約63.1%，80歲或以上約34.21%。

    澳門的疫苗接種率（截至2月4日）3至11歲兒童接種率為5%，12至19歲約69.4%，20至60歲接種率超過90％，60至69歲為63.4%，70至79歲為44.3%，80歲或以上約17%。數字上，本澳的接種率並不低，但不說不知，此統計的標準打一劑就納入計算。

澳接種率較歐美低長者更低

    單看上述數字，港澳的接種率似乎不低，但不說不知，上述接種率是以最少接種一劑計，不能直接同歐美新加坡接種率比較。實際上，截至執筆當天，香港接種一劑為81.3%；接種兩劑為73％；（未找到接種三劑比例）；澳門接種一劑為74.85%；接種兩劑為58.62%；接種三劑為11.68%。香港接種率明顯低於新加坡，與歐洲相若，但值得留意歐洲因為一直沒有採取「清零」策略，在疫苗推出之初，多國均首先向高危的長者群體提供疫苗注射，故歐洲多國長者的疫苗注射率均較高。

    但對於新冠疫情防控以「清零」為主、且疫情較歐洲較好的港澳，疫苗接種率最高的年齡群組都是中壯年風險較低的組別，長者等高危群組的接種率反而最低，故若出現疫情，其對醫療系統的衝擊定遠較歐美更為嚴重，故如何盡快提升長者接種率是香港目前的要務。

筆者必須指出，澳門兩劑疫苗接種率不到六成，較美國更低、六十歲組別的接種率僅得63.4%，七十歲組別為44.3%，80歲以上更只得17%，倘若本澳出現疫情，不單會有大量老人家要面對重症及死亡風險，也會令本澳醫療體系出現崩潰，後果不堪設想。

疫苗接種率高Omicron或成終結疫情契機

    筆者已多次在本專欄指出，由於新冠病毒不斷變種，疫苗防止新冠病毒感染的能力已經大減，故難以通過疫苗產生群體免疫屏障。但事實和數據證明，已接種疫苗人士的重症和死亡率確實大減（死亡率相差十倍），故面對新冠病毒，接種疫苗才是能有效保護自己的唯一辦法。

    再者Omicron致重症及死亡率的比率確實已明顯降低，加上其傳染力極強，與新冠病毒「共存」似乎也是唯一的出路，甚至為終結新冠疫情提供契機。但一個地區在實施「共存」的前提是疫苗接種率、尤其是長者、慢性病患者的高危群組接種率足夠高，我們才能在醫療系統不被癱瘓的情況下，慢慢實現與新冠病毒「共存」。

    我們必須承認，香港目前的醫療系統已在崩潰邊緣，整體疫苗、尤其長者疫苗接種率均較香港更低的澳門，倘若出現疫情，對醫療系統的衝擊必然更大，特區政府如何能有效向社會大眾講清楚科學數據，說服市民為家中長幼自願注射疫苗，不單考驗特區政府的智慧和能力，更是澳門能否與內地香港一同順利由「清零」過渡到「共存」，真正成功結束新冠疫情的最後一道關卡。

□ 立法議員、傳新澳門協會理事長 林宇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