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底城規會討論顯榮圍 5-7號 563平方米的土地規劃條件圖草案，地段位處大三巴街側，屬長期批租地，已有建築物，草案建議未來最高可建 12.4米。有城規委員指出，根據最新發現的文獻顯示，相關地塊座落於關部行台遺址範圍，如地下結構與關部行台有關，是中國對澳門自古以來擁有主權及治權的實物佐證，是愛國教育的重要項目，建議規劃及文化部門作深入研究。
城規會沒深入討論交由業權人定去留？
文化局副局兼城規委員梁惠敏回應時稱，局方過去曾考古調研有關地段，論證不到有關地塊是「關部行台」的地點。地段內挖掘出有過去舊建築物的地基，這已作相應紀錄，至於零碎的陶瓷、瓦片等，已作收集處理。當局認為不具明顯的考古價值，作紀錄後已將場地歸還業權人，由業主自行決定是否保留。由於會上無其他委員發言，工務局局長兼城規會主席陳寶霞決定有關個案的討論獲通過。
身兼中國古蹟遺址保護協會會員的呂澤強會後受訪時指出，關部行台(即現代的海關)於清康熙27年(1688年)設立，直至鴉片戰爭後，澳葡總督亞馬留見清政府日漸弱勢，於清道光二十九年 (1849年)實行殖民統治，將清朝所有的官方建築物拆毀，並驅逐官員。現時已經基本上找不到滿清政府遺留下來的官方建築物，故關部行台是中國對澳門自古以來擁有主權及治權的實物佐證，其遺跡考古是非常重要。再者，根據2017年澳門科技大學購入葡人軍事工程師Ozorio於1831年繪製的澳門詳細地圖可知，上述地段正正座落在關部行台範圍之內。這個新文獻發現，可以補充甚至推翻文化局之前“論證不到有關地塊是「關部行台」”的論斷。他認為這已非澳門層面的文物，而是國家級的文物，而且可以聯繫到愛國主義教育，但剛才的城規會竟然完全沒有討論就草率通過。
關步行台位置顯榮里一帶已屬廣泛共識
事件在本澳歷史考古界熱烈討論數天後峰迴路轉，文化局局長穆欣欣四月中接受訪問時表示，有學者提供新發現的澳門昔日地圖，為「關部行台」遺址位於顯榮圍至關前後街一帶提供證據，當局認為應再檢視和分析；已與工務局溝通，建議暫緩發出顯榮圍 5-7號申請中的土地規劃條件圖，同時當局已通知業權人，並強調當局重視有關地段的歷史研究，過去曾邀請專家展開研究考古，但過去發掘到的考古物未能直接印證地段與 「關部行台」遺址有關，當局歡迎社會各界提供新資料。至於當局何時可完成論證，她則稱目前正內部處理有關資料，日後或請教專家學者，同時需作綜合考量分析；她又指，學術研究有別於其他行政程序，因此現階段暫時未能得悉何時可公布有關結果。
就「關部行台」事件，筆者近期收到不少關注考古和歷史人士提供的史料或資訊，簡而言之，大關斜巷旁的顯榮圍至關前街一帶，肯定是當年「關部行台」所在地，這不單建基於前述新發現的古地圖，這是多個歷史學者的共識。目前的焦點在於，顯榮里五至七號過去的考古工作，是否能發掘到「關部行台」的遺跡或實際佐證，證實該處就屬「關部行台」的遺址？
考古兩次荒廢多年到底結果如何應公佈
翻查資料，文化局分別於2008年及2010至2012年進行了兩次考古工作，但之後該地段一直被閒置，約到2019年才被回填變成現時狀況。據了解，首次考古當時受時間和考古面積所限，只能發掘約3米乘5米的類似建築物天井的空間，成果曾刊登於《香港考古學會會刊》。研究發現該處在明末清初時有一間房屋，房屋拆毀後，土地於清末填平建成顯榮圍5號。文章總結「這些聚落房屋與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在澳門關前正街和後街附近設立的關部行台可能有着密切的關係」到2010至2012年，顯榮圍五至七號房屋已被拆卸，文化局邀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專家來澳，在研究聖保祿學院遺址的同時，也重新對上述顯榮里地段進行考古工作，研究人員認為該署與「關部行台」有關 ，惟是次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聖保祿學院遺址的發掘，對顯榮里「關部行台」的考古發現幾乎沒有著墨，也沒有被發表，市民對於如此重要的考古成果一無所知。
根據內地“田野考古工作規程”，考古工作結束後應及時編寫、發表發掘報告，多年發掘的大型遺址及時發表階段性報告，並確保內容客觀、真實、全面及系統，且考古單位應創造條件，盡可能使公眾了解考古工作的成果。
澳考古工作近年全部停止原因為何？
翻查文化局網頁，本澳考古項目不多，只有：聖保祿學院考古遺址、草堆街80號（中西藥局）、前海島市政大樓地下室石結構遺址、路環船鋪街考古項目及黑沙遺址；但以內地考古結果標準，僅有路環船鋪街考古項目的成果有較相對全面的發佈，其實僅發佈極小量資料，這明顯與向公眾推廣普及考古的理念相悖！
更有熟識考古的人士向筆者指出，由於政府至今未向公眾公佈顯榮里5－7號過去多次的詳細考古結果，公眾根本難以客觀判斷其地下是否還存有「關部行台」的遺址及相關證據。再者，局方雖然聲稱過去曾對該地段作考古調研，但論證不到有關地塊是「關部行台」的地點，但當局的考古是真的掘到“生土”層，是否真的有“發掘”完全而沒發現證據？還是根本未發掘完而未發現證據？這是當局有必要向公眾解釋清楚的。
歷史城區核心區應有系統性考古規劃
再者，顯榮圍位處澳門歷史城區的核心區，加上大部分古地圖均明確記載「關部行台」確實位置該區，政府早應對該區進行系統性的考古規劃，確保附近有地段再發展之前，均能系統地進行全面完整的考古發掘，若發現明確的「關部行台」遺跡或實證，更應考慮作原地保留。或有人擔心系統性考古會否嚴重顯響該區發展，筆者覺得是多慮，一方面如果真能發展有價值的歷史遺跡，本身就可增加該區吸引力，再者，有需要時業權人亦可通過換地再作發展，且系統性的考古更能讓發展商更好預計發展時間，而非目前無了期等待！
正如考古界人士向筆者反映，盡管《文遺法》第六章有專門章節保障考古遺產相關工作，但近年本澳所有考古工作幾乎進入停狀態，不單沒有整體的考古規劃和方向，近年不單沒有新的考古工作展開，原有的考古工作也停滯不前、甚至被中止，顯榮里5-7號第二次考古在2012年停止後，沒有後續考古或任何成果發佈就是一例。
中國在澳官方機構遺址應作系統性考古研究
不說不知，盡管中國一直擁有澳門的主權，但正如前文所述，鴉片戰爭後葡萄牙政府有意系統地將中國在澳的官方機構建築逐漸消失，通過考古重新發掘有關中國在澳官方機構遺址的工作，無論從完整澳門歷史脈絡，還是體現中國在澳主權實證的角度，都是十分重要的。
澳大社會科學學院歷史系教授薩安東就總結了被消失的五大中國在澳官方建築：一、清朝海關轄下的關閘，約在三角花園附近；二、澳門公館是負責在澳華夷事務佐堂或縣丞的住所及辦公地；三、關部行台（及其下轄的娘媽角稅館、大馬頭稅館、南環稅館）是粵海關駐澳門代表機構；四、訪澳華官驛館，建於十八世紀七十年代，與關部行台相距不遠；五、澳門議事亭中庭二石碑，分載明清兩代制澳律令，證明澳門葡人社群直到十九世紀仍受中國駐澳機構節制。但很可惜，當局至今並未重視相關工作。
將提請評定建議要求按文遺法作評定
無論如何，為確保程序公義，筆者稍後會與關注「顯榮里5-7號」地段的人士，按照《文遺法》第十九條第二款規定，向文化局提交評定「顯榮里5-7號」的建議，按照《文遺法》第二十一條，文化局雖然就有關建議啟動程序、事先聽取不動產所有人的意見、文化局評估及由文化遺產委員會發表意見，再作出是否啟動文物評定的決定。
筆者必須指出，儘管現時未有考古實證明顯榮圍5-7號存在「關步行台」的遺址或遺跡，但當局有必要將過去兩次考古的詳細內容悉數公佈，一方面讓公眾知悉顯榮圍5-7號地段是否已得到全面的考古發掘，同時也讓公眾能夠在全面公開的資料下，客觀論證考古結果是否有任何「關步行台」遺址的痕跡或佐證。
